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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案是这样铸成的

2019-09-13 19:38:45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核心提示:焦占军曾经是国内著名的制药企业——同仁堂曾经最大的供货商,因为一纸错误判决,这个曾经资产数千万的老板身陷囹圄,事业溃败,亲人离散。

焦占军从河北省安国市法院立案庭的窗口递上国家赔偿申请书。 6981万元? 立案庭的法官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错,就是这么多。 焦占军一脸严肃, 我知道这个数额在法律方面可能得不到支持。但是给我造成的损失就是这么多,都是有依据的,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写出来,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不赔再说不赔的事。

焦占军曾经是国内著名的制药企业 同仁堂曾经最大的供货商,因为一纸错误判决,这个曾经资产数千万的老板身陷囹圄,事业溃败,亲人离散。经过两年的牢狱生活和八年申冤路,他最终被判无罪。

天价国家赔偿数字的背后,是对司法机关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的无情考问,更引发了法律界人士对近年来错案屡屡发生原因的深层次追问。

侦查中心 构造成错案滋生土壤

近年来,每每发生错案,事件走向解决的标志往往是,主动向错案当事人道歉。这似乎在法院系统已成为一种常态。 但法律界人士却清楚,在中国目前的法律语境下,法院有 代人受过 之嫌。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依据这项 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我国建立了刑事诉讼中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与执行五阶段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其中,侦查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线,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则处于传递接力棒的地位。坊间形象地把三机关之间的关系喻为 做饭、端饭与吃饭 ,通常是侦查机关 做什么饭 ,公诉机关就 端什么饭 ,审判机关也就 吃什么饭 。

这种司法运作模式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品新称为 侦查中心 。 多数时候是由做饭的说了算。 刘品新说, 有研究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的有罪判决率为99%以上,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命运的程序是侦查而非审判。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河南赵作海错案。警方一直将赵作海列为杀死同村村民赵振裳的重点嫌疑人的理由,竟然是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在警方看来,农村犯罪一般因果关系很简单,比如 两个家族有仇 两人是情敌 等这样的与案件事实不沾边的臆想因素成了破案的关键。

于是,在 侦查中心 的指挥棒下,检察机关在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 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法院按照 赵作海曾经在公安环节作过的9次杀人的笔录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最终酿成错案。

这就意味着,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丧失了必要的纠错功能,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一旦侦查权力的恣意横行得不到监督和制约,出现刑事错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品新说。

让法律界感到痛心的是, 侦查中心 构造在目前的刑事诉讼中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一些省、市、县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担任了党委常委职务,在话语权上高于检察机关和法院的负责人,这是对 侦查中心 构造的二次加固。 一位法律界人士说。

错案的根源在于诱供

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每一起刑事错案的发生,都离不开 刑讯逼供 四个字。

发生在唐山的冀东监狱警官李久明故意杀人案,1997年刑诉法实施后被媒体曝光,是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惨无人道刑讯逼供的司法界的最大丑闻。参与人数之多 涉及唐山市公安局、唐山市公安局南堡开发区分局两级公安机关数十名刑警,刑讯手段之恶劣 电击、车轮战、殴打等无所不用其极。

李久明在《控告书》中说: 他们采用电刑、灌凉水、灌芥末油、长时间(七天七夜)不让睡觉、用打火机烧,不让呼吸等残忍、恶毒手段逼取我的 口供 ,在生不如死、难以忍受的情况下,我只好 交代 了。

有学者在分析 刑讯逼供 屡禁不绝的原因时说,中国刑事警察承担着不当的破案压力。

一旦遇到重案要案,一线的办案压力更是骤然飙升。各级政法领导们肯定会号召尽快破案,督促 限时破案 办成铁案 ;群众和新闻舆论会紧盯着调查活动的进展;被害人及其家属更会穷追不舍 一张张无形的压力大网,就这样齐刷刷地罩在刑警们的身上。对他们而言,破案意味着立功嘉奖,陷入侦查僵局则表明无能与出局。

正是在这种 破案有功、不破案受罚 的情势导引下,部分刑警急功近利,丧失了对侦查工作的耐心,采取了所谓的 快速、有效 的手段 刑讯逼供,以缓解压力。历史反复昭示,刑讯逼供常常会走向真相的反面,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但是,在另外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刑事警察面临不当的破案压力实施刑讯逼供并不是造成错案的根源。

他们认为,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单凭口供定罪。逼供只是让疑犯交代问题,如果他没有问题,逼死,他也无法交代,即使胡编乱造,也经不起调查的核实。

从认识论讲,一个无罪的人如果没人给他犯罪现场信息,他是无论如何讲不清犯罪细节的,即使想编造自己有罪都难以自圆其说。只有亲历犯罪现场的人才能讲清细节,这是定理,侦查部门通常称 细节是破案的关键 。

那么,让检法相信的虚假供述是如何形成的呢?法律界人士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不懂讯问规律的人员诱供所致。即先入为主,发出 是不是这样 的讯问,泄露案情,致使疑犯吐露 真相 。而压力只是讯问对抗性所决定的,决不是导致虚假供述的根源。

因此,错案的根源在于诱供。刑讯充其量只是一个辅助手段。 上述法律界人士说。

最大问题是错案集体负责

通过刑讯逼供、诱供形成的证据,破绽百出,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这是每一位为错案当事人辩护的律师在接触案件的第一瞬间都会产生的疑问。

一位在检、法两级机关工作过的人士的回答是,尽管他们所做的证据可以说很像那么回事,但是纸包不住火,里面总有漏洞,通常情况下只是检法人员不愿发现,或者说发现了也不起作用不愿意说罢了。因为案件是集体负责制,是公共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个人只对个人调查行为负责。最终怎么办还是集体研究后领导定。

李久明案是错案集体负责最好的注脚。在李久明案移交到检察机关不久,200 年年初,唐山市政法委就主持召开了关于李久明案的协调会。在这次由唐山市、路南区两级司法机关 大小三长(即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参加的协调会上,李久明未经审判,他未来的命运已经注定。

在湖北佘祥林错案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政法委协调会所起的负面作用。

据媒体报道,在佘祥林案件因为证据不足,办不下去、也销不了案的时候,荆门市政法委组织了关于佘祥林案的协调会。参加者为荆门市中院、荆门市检察院以及京山县政法委、京山县法院和京山县检察院的负责人。这次高规格的协调会没有成为佘祥林洗清冤屈的一个契机,协调结果为折中处理。按照协调会精神,佘祥林最终被降格处理,由京山县检察院向京山县法院提起公诉,对佘祥林判处有期徒刑。

对于集体领导成了不光彩的错案的最大推手,法律界人士普遍感到十分忧虑。

刘品新副教授说,在当代社会,司法是定纷止争的专门性工作,理当遵循自身的运行规律。譬如说,以证据为基础作出裁判、证据的运用要符合经验法则与逻辑法则,以及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等等,这些都是司法工作的常识与规则。而我国当下的司法决策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倾向,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内部都有一套行政运作体制来作出司法决定。

他还说,基于对司法人员业务素质和能力的担心,我国并没有赋予法官、检察官独立办案的权力(现行法律讲的是法院独立办案、检察院独立办案),因此司法实践中层层汇报、层层审批的做法十分普遍,来自内外的力量对司法进行不当干预大量存在。

长此以往, 承办者不定案、定案者不承办 就会成为一种畸形现象。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活动使证据成为幌子、庭审成为过场的时候,离产生错案也就不远了。 刘品新副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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