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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风雨百年_a

2020-01-16 16:46:53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王府井大街 6号,北京灿然书屋。对于这家坐落在繁华街区的书店来说,2012年2月的一个周末,生意多少显得有点冷清。下午四点,顾客一共四位。一位店员起身关上了敞开的玻璃大门,以免寒气侵入室内。

这里是中华书局王府井门市部。

如果不是墙上一幅庆祝中华书局100周年促销活动的横幅,人们或许很难从静悄悄的气氛中发觉,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百岁诞辰。

各类古籍学术图书紧凑地排列在书架上,它们使每个人一进门,就能对中华书局的特色一目了然。然而,读者们未必知道的事情是,这家百年老店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历史,其实只有五十多年。此前,它出版的教科书,是更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场转型,始于半个世纪前 无论是中华书局,还是整个中国。

不合时需的民营出版业

1949年 月,随着解放战争步入最后一年,中央发出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 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 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 有计划的、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

在统一版本的工作中,教科书是重头。1949年4月,华北人民教育部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审定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科书。随后,具有国营背景的新华、三联书店,联合民营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是为新教材的印行机关。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黄洛峰,将这项举措解释为统战的需要:“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就是让他们有生意可作。”

当时,这些民营出版社的生计已经相当艰难,中华书局尤其如此。一份1950年5月 日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南昌市中华书局店员为了节省开支,克服经营困难,全体员工自动减薪,同时降低伙食标准,由四菜一汤改为二菜一汤,并规定了水电及日常用品的节约办法。为了薄利多销,店内还卖起了文具。

这让人很难想到,中华书局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座出版重镇。

事实上,中华书局也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由于新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苏联经验的书籍。中华书局自然不甘落后,1949年,他们便出版了“新时代小丛书”,包括《苏联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共产主义理论家列宁》等,还有“大众文化丛书”,包括《苏联集体农庄的基本原则》、《苏联的农业组织》、《苏联的工业管理》、《苏联的货币与银行》等。

但是,中华书局在这个领域显然并无明显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1950年《人民日报》的介绍,仅《苏联的集体合同》一书,当时就有林达翻译的中华书局版,秦佚翻译的大众书店版,以及李相崇翻译的中外出版社版。

彼时,民营出版业还面临着“粗制滥造”的舆论指责,一些揣摩新形势出版的作品,常常面临“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例如,中华书局1951年9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试图“用唯物辩证法,对百余年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加以系统的叙述”,可印行几个月后,就遭到了《人民日报》、《学习》杂志措辞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它是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写出来的”,因为这部书在引用资料时“歪曲”了毛主席讲话的原意。在向出版总署请示后,书局不得不将该书改为“凭证发售”。

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民营出版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中华书局1950年净亏高达28亿7000余万元。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商务印书馆“2万多种存书中有70% 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张元济董事长甚至一度寻求上海的贷款。

也就是这一时期,人民开始将奄奄一息的民营出版业纳入国家系统。[NextPage]

“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举行。决议指出,公私出版业应当“在出版总署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会议为中华书局初定了医药卫生及农业书为主要专业方向。年底,由出版总署牵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统一发行上述几家出版社的书籍。也就是说,在编辑出版上,中华、商务等公司大部分由国家加工订货,发行也由国家包了。中华书局的业务情况从此有所好转。

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又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了一家“主要是为国家工作”的出版机构,总部由上海迁到了北京。为了配合当时的经济建设,新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也就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中华的业务范围一下子扩展到经济、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农业、文史等多个领域。

从快速衰退到迅速膨胀,中华书局仿佛坐了一次过山车。但是,生计好转了,经营上却呈现出了一些乱象。

在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中华书局从各业务指导部门调来的员工将近百人,老员工俞筱尧回忆道,这些干部“来自四面八方, 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规律也还不熟悉, 不少同志过去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工作, 但形势逼人,不得不边干边学, 硬着头皮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来得及继续摸索,中华书局却再一次掉头转向了。1956年,文化部党组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社“历史遗产没有很好地接受和利用”,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步,加强对两社过去出版的书籍的整理重印工作,并更多地用中华、商务的名义组织学术书稿和工具书的出版,使两社在业界发挥更大作用。同时积极开展其在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第二步,将中华、商务独立出来。”

一段话,使得中华书局匆匆剥离刚捂热的财政、金融等业务,分别移转到新成立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中国金融出版社。1957年1月,古籍出版社被并入中华书局。

几个月后,借着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机会,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在《人民日报》上说了两句心里话,“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

他说:“古语说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还有一个 久 字。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人弃我取,乘时进用”

1958年4月,文化部正式安排了中华书局的新任务,将它改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机构。任命金灿然由文化部出版局局长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同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政协礼堂召开了成立会议,中华书局并被指定为小组的办事机构。

在那个多事之秋,中华书局也难免遭到一些波及。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1958 年, 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开展“拔白旗”运动, 批判一些老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后来,陈伯达又提出“厚今薄古”的治学方针,弄得人心惶惶。时任书局编辑的赵守俨有次去找著名学者陈梦家,谈完正事之后,赵守俨已经离开办公室,忽然又很紧张地回来,小声问道“还有什么事?”陈梦家愕然说没有事。可见风声鹤唳。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华书局不仅转型为古籍专业出版社,还立即开始着手校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这背后,显然离不开来自最高领袖的支持。

早在195 年第一次全国人代会上,就指示吴晗,让他和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资治通鉴》。1958年,又指示继续组织标点“前四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

在此之前,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已经如期摆上了的案头。不过,很快抱怨道,这部精装本“像是块砖头”,“我要躺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因此,校点“前四史”的工作会议纪要上,特别写入了“书籍装帧,力求简便”。后来,这套《二十四史》便设计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绿皮单本薄册。

为领导人服务的功能,或许也是这项工程得以最大限度避开政治风浪的因素之一。由于项目庞大,单靠古籍出版社与中华书局合并后的人手仍然远远不够,金灿然别出心裁地采取了“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揽才方针,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书局陆续调进了被错划为“右派”、但有真才实学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二十多人,为此,编辑部还开展过一次“右派能不能当责任编辑”的讨论。为了安抚一部分人的激烈情绪,金灿然还玩“文字游戏”说,右派是不能当责任编辑,可是“他们既然审稿,就应该让他们负责任”。

不过,有些风浪终究无法避开。1959年4月间,几次讲话提倡干部要学海瑞,要敢讲真话,中华书局也应上级要求编校《海瑞集》。书编成后,前言直接引用吴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海瑞》。孰料,没过几年,姚文元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风向陡转,编校该书也成了“黑线任务”。负责此项工作的编辑程毅中后来回忆道,“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当初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宣传海瑞,后来又为什么那样粗暴地批判海瑞。”

1976年9月9日,当逝世的消息传遍全国时,程毅中正被下放在一个印刷厂,为印刷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一个月后,“文革”结束。十年浩劫,中华书局工作陷于停滞。

时光又过了二十年,2004年初,中华书局开了一次大会,名为“中华书局离市场到底有多远”。这一次会议之后,“守正出新”成为中华书局的出版理念。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这家百年老店的道路并不平坦,传统古籍如何在市场中赚钱,成为每个中华书局员工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例如第一次出现在书籍上,写满广告语的腰封、第一次签售活动,以及书局内第一次设立的“大众读物编辑室”。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华书局并不再羞于谈论“市场”,不再因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步履蹒跚。

今天,王府井灿然书屋一进门,迎面是一个专门介绍新书的书架,里面既有专业的学术著作,也有通俗“一本书读懂”系列,以及畅销的《于丹心得》,这些书介绍的,是中国的历史,或许也是中华书局的未来。

(实习编辑:岳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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